本文转载自《中国科技教育》杂志2012.12总第201期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建筑学家、教育家梁思成（1901.4.20—1972.1.9）是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1873.2.23—1929.1.19）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又以自己的学识和眼光，试图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同时也期望培养出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生下了梁思成，他曾经送给儿子这样一副对联：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希望梁思成能清清白白做人，勇往直前做事。

　　梁思成的妻子是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林徽因（1904.6.10—1955.4.1）出生于江南望族，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女作家。是她对古建筑的爱好影响了梁思成，使他们在1928年结婚后，夫妇俩珠联璧合，共同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个学术领域并成为开拓者，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都作出了非凡的成就。

　　1911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就读于北京崇德小学和汇文中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建筑学学士和研究院硕士，旋即赴哈佛大学深造，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温哥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当年回国在张学良任校长的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在那里梁思成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开始了此后长达40余年的建筑学教育家的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思成回到北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一个院落，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他主持了故宫文渊阁修复工程，同时着手研究宋《营造法式》，他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著成《清式营造则例》，编订《营造篡例》，并同林徽因等人一道，花了十几年时间，踏遍大半个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了2 000多件自隋唐经宋辽金元以至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河北赵州安济桥、正定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广济寺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踏上流亡之路，他们辗转到了此前7年古建考察尚未抵达过的西南地区，进行了又一次长达7年的西南古建筑考察。最终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国建筑史》。

　　1945年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创办营建（建筑城市规划）学系，在清华大学教育工作岗位上直至1972年去世。

　　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情况下，他也坚持亲自教课。他的拿手课程是“建筑史”，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人物事例顺手拈来，特别强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艺术、科技与社会的统一。他给刚进校的大学生讲“建筑概论”，宏观地介绍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师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他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说明建筑不仅是建造，重要的是设计和设计中的创意。这同几十年后我们今天所说的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中国创造”有着惊人的相似，说明了梁思成的预见性。

　　梁思成注重教书育人，他在新生入校时就启发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进而培养他们对建筑事业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他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了他的教育教学中。他审阅学生和青年教师的论文都是逐句逐段的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不仅自己做到，也要求师生都熟悉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的特征，能随手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和形象，同时记住它们建造的地点和时间。他穿着整洁，反对所谓不修边幅的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和严格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图纸都要按标准绘制，尺寸比例准确，字体大小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但同时，他也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

　　梁思成说：“如果世界上的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但是，他的远见不能为那个时代的人所理解，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是由于他多次上书，才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但城墙在他去世后仍然被拆毁。

　　所幸的是，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京城下，地下党找梁思成绘了一幅北京古迹保护图，以避免在战争中炸毁历史古建。

　　所幸的是，在“二战”后期，梁思成通过美国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了盟军对日本国土进行总攻击时，必须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幅古建位置图纸和这样一段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接受了梁的建议，进而保护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弹轰炸。

　　所幸的是，——再也没有什么所幸的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1931—1937年在北京居住的北总布胡同的一处院落，经过历时两年多的“保留—拆除”拉锯战，最终在2011年12月15日梁思成忌辰40周年前夕被开发商“维修性拆除”，后罚款50万元并勒令“重新恢复原状”——拆除后剩下一片瓦砾，还能恢复原状吗？真令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更令人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呵！ ■

(作者：王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