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党的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的以之指导实践。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先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罗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