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杨秀峰在河北临城领导抗战。期间，他一直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为了一双棉鞋尽可能多穿一些时间，他补包头、钉后掌，把鞋面缝了又缝。1938年立夏后，杨秀峰还穿着这双破旧的棉鞋。身边的同志劝他买双夹鞋换上，杨秀峰说：“抗战经费这么紧张，能省就省。”房东大娘知道后，连夜缝做了一双粗布夹鞋，又把他的棉鞋给扔了。第二天，杨秀峰实在找不到原来的鞋，只得换上新鞋，并按价用自己的钱付费。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杨秀峰任副主席，每天要处理很多重大事情，连块手表也没有，一直看挂钟计时。有同志认为很不方便，就选一块给杨秀峰送去，让他工作时用，结果被杨秀峰当即退回，还说“下不为例”。

　　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搞特殊”。1939年，他的夫人孙文淑任行署秘书长，因没有钢笔使用，就托亲友从北平买来一支较好的新钢笔。因当时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度，杨秀峰夫妇认为“太贵”。有人建议可先用办公经费垫付，然后再从杨秀峰夫妇每月的津贴中扣还。杨秀峰坚决不同意，还是把钢笔退了回去，让亲友把钢笔退掉，把钱用于购买根据地紧缺的物品送来。

　　杨秀峰在“吃”上尤其注意不搞特殊，并以身作则。抗战时根据地招待往来同志吃工作餐，自己从不“陪吃”。1941年的一天，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申伯纯公干来访，杨秀峰按规定招待他吃白面馍和炒土豆，自己却吃小米饭熬土豆。申伯纯觉得过意不去，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秀峰同志的老习惯了。”1943年，杨秀峰在临城县魏家庄村召开四县敌占区士绅和知识分子代表会议，会议上，杨秀峰端着锈迹斑斑的粗瓷茶碗，喝着自制“山茶”，与士绅、知识分子拉家常、交朋友。在根据地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杨秀峰抽出自己多年节约出来的经费，向百姓购买了一头猪、两只羊，用于招待参会进步士绅、知识分子，而他自己则和部队指战员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和玉米饼子。

　　杨秀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坚决拒绝宴请招待，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用餐。有一次，杨秀峰带领秘书和警卫员乘坐一条小船参加防汛工作会议。其间，食堂同志见杨秀峰身体虚弱，工作还夜以继日，就打算给他单独做些较好的饭菜补补。杨秀峰闻讯后当即谢绝说：“会议伙食就是我想吃的饭。”并告知食堂同志：“千万不要做，做了也不吃。”1949年秋，他带领20多人到某地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当地同志为表示对杨秀峰和工作组的热情欢迎，为他们准备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杨秀峰对当地同志说：“你们欢迎我，应该多给我和上级提意见和建议，认真汇报生产救灾情况。用这样的招待饭欢迎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为了避免浪费，杨秀峰让工作组的同志和当地同志去吃，自己吃的却是小米粥和萝卜条，饭后按定价付费。大家深有感触地说：“杨秀峰同志拒绝招待，身体力行，给我们全区各县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梁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