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如号角，激发奋进之力。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才能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

 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需从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后，博古、李德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入十分险恶的情势。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进行战略转移。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从江西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至于在什么地方站住脚，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初的考虑只是一个大致的设想，并不是很明确。一位战士问四团团长耿飚，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耿飚说：“打敌人去！”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离全军覆没已经不远了。《民国日报》报道，“他们将在年底前被肃清，现在已经被团团包围，离溃灭的日子不远了”。蒋介石对此也充满信心：“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山炮、印刷机器以及各种“坛坛罐罐”皆随军带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敌人将他抬去邀功的途中醒了过来，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近6000名战士，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全军覆没。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虽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获得采纳。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历经艰难曲折、跨过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鏖战腊子口……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立刻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出发前，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经过什么地方？路有多远？这些都不清楚。但红军将士坚信“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旗帜一定能达到”。陆定一在《珍重》一文中写道：“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仑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很远，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我们必将胜利，必将靠岸，如哥仑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坚定的理想、必胜的信念跃然纸上。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所有的苦难，都在检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央红军在367天的长征中，进行了3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两万五千里路程上，日均行程74里。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红军才能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跋山涉水、爬冰卧雪，勇往直前、无坚不摧。

 松潘草地，听起来很温柔，实际上是“死亡陷阱”。进入草地后，许多红军战士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牺牲留给自己。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九个人，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饮用，炊事员轮流挑着一口沉重的铜锅。有一天，一个炊事员倒下了，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铜锅，继续走下去。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炊事班的同志全部牺牲了。最后，这口铜锅挑在了司务长的肩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出发时的近九万人，到这时，只剩下“皮包骨”的七千人。但正是这“皮包骨”的七千人，刚到达陕北，还没站稳脚跟，便打败了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东北军。张学良对此非常震惊：“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张学良后来得出结论：“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1935年9月27日，红军到达甘肃通渭榜罗镇。在此召开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师。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省的中央红军长征，以胜利结束了。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长征的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