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张闻天离开合江去哈尔滨担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时正是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即将进行战略决战之时，他思考的重点已经开始放到了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党的战略重点的转移，确立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上面。东北解放区的各项经验，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的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为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实践基础。

张闻天在《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城市领导农村”的战略思想。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并指出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张闻天在合江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方针。为了稳健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到东北局工作后，他坚持继续探索。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报告。1948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具体分析城市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在此基础上，他为东北局写了意义深远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简称《经济提纲》）。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张闻天起草，经东北局会议通过的决议《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及时指出，东北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时代”，“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1948年12月，张闻天改任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继续调查研究，完善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可以说，上述这些报告、发言、文件、决议，集中反映了张闻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思想，相当系统、全面地从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政策方面设计了一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勾画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张闻天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规定为五种：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合作经济（还有外国在东北经营的工商业，称为“秋林经济”）。补充了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纲》报告中央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形态的意见。《经济提纲》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补充。

      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按照这个经济建设方针，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经济组织起来，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协调发展。后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都是与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脉相承的。

      依据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发展供销合作和生产合作是发展农业，引导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张闻天明确指出，“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而不能用行政手段（那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遗憾的是，我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行政手段，曾对农村经济加以干涉与破坏，一度造成了百姓贫困、饥饿的局面。

     张闻天还特别在城乡经济如何联系，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提出发展供销合作社。这是一条把农民小生产者与国家经济联系、结合起来的“桥梁”和“纽带”。主张在农村中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1948年12月，他起草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进一步揭示了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提出一整套工作流程和赢利“按股分红”等办法。这个草案得到东北局一致同意。

     从私人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出发，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私人资本主义具有二重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控的本质”，带有破坏性，所以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性任务，是正确掌握好“鼓励与限制”“联合与斗争”。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需要认真对待、正确处理的新课题。 

     张闻天在中国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概念，又在《经济提纲》中明确提出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四种具体形式，是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关系，指明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1949年4月的天津讲话中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工人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有许多是与张闻天的“鼓励与限制”方针一致的。但是，张闻天的“鼓励”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四种形式下的发展，而“限制”主要是指其投机性和操纵性、破坏性。他的意见使刘少奇“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的说法更清晰，更具可操作性。

提出解决劳资矛盾的“按股分红”“职工入股”的意见，提倡企业管理要符合经济工作规律。怎么具体做到“劳资两利”呢？1946年11月，张闻天在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决议中，在工资政策方面，肯定了酌量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指出：片面地、不顾一切而提高工资，必然会造成工商业的衰落，增加工人失业，这是错误的。决议还肯定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劳资两利”的分红制。如何掌握好“劳资两利”的分红制？曾有佳木斯市的理发工会，因改变分红比例，使资方实际所得比不上一个工人。资方无利可图，就关门不干了，结果造成1947年春节伤病员找不到店理发的事件。佳木斯市在祥德、义大、大东三家铁工厂进行分红制试点。在保质保量完成军工任务后，从所取得的加工利润中，按资八劳二比例分红，调动了劳资双方积极性。资方精打细算搞好管理，工人劳动纪律良好，营业额上升，利润增加，工厂面貌改观。在张闻天肯定下，分红制在大部分铁工厂和国家委托加工的木材厂、面粉厂逐步推开，佳木斯市的工商企业得到稳步的发展。

      对于供销社是否要实行赢利分红的问题，当时东北局以至中央，存在较大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把供销社变成钱多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合股商店”，赢利分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张闻天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张闻天的正确领导下，辽东供销社得到积极而稳步发展，供销社在满足群众供、销需要方面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有力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同时，社员又从分红中得到实惠，生活有所改善，供销社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用赢利共享的方式使职工社员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与今天发展资本市场，用股票等形式让人民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张闻天发现供销社促进农副业生产与分工的变化，他又指出“农民生活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副业生产”。他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从整个社会分工的发展高度指出它的发展方向。“副业，对于一部分人可以变成专业，副业是农村分工分业的开始，将来会有专门养鸡、养猪、养蜂、淘金、运输等新的行业出现。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作用很大。”

 对“小公家”经济提出种种限制与禁止措施，及时防止了党政机关特权与腐败。所谓“小公家”，是指由党政机关所有并经营的经济。张闻天发现城市中兴起了“小公家”经营的问题。他分析了“小公家”资本固有的矛盾与弊端：“‘小公家’的资本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本单位供给上财政上的需要，往往只照顾本单位的局部，不照顾全局，容易与民争利，破坏政策。”他提出，“‘小公家’资本的活动范围应该受到限制”，“它们使用各种特权与私人资本争利的一切举动是应该禁止的”。他说：“‘小公家’依靠军政特权经商，不但破坏了工商业政策，而且也损害了自己，实在是利小害大。”张闻天及时发现并采取断然禁止的措施，防止了党政机关的特权和干部队伍的腐败，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