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有些人去世后不久便被人忘记；有些人活着时便被人忘记，甚至被人厌恶。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永远不会被人忘记，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这个名字进入我的心里，最早是通过老农民的议论。1948年4月、5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曾到过我的家乡河北省阜平县，村里的农民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议论他。这些议论，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了根。

     1952年我上小学之后，周恩来这个名字便通过政治课和历史课进入我的心里。1958年，我进入阜平中学读书，周恩来的名字和形象通过包括新闻纪录片在内的更多途径进入我的心里。老师们以崇敬的心情绘声绘色地介绍周恩来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4年9月，我考上了周恩来提议创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一个月后，二外新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天安门国庆联欢晚会。当时我站在金水桥前的灰色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周恩来。1965年5月1日和10月1日，在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我两次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近距离看到他。1966年5月“文革”初期，北京高校师生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大字报满天飞，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了尽可能缩小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决定避开高校密集的西郊，深入到高校相对较少的东郊接触群众，了解基层情况。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康生与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周恩来则选择了二外。

      7月24日的清晨，我们居住的11号楼408室的丁小兵同学大声喊：“周总理来了!”我说：“不可能，周总理怎么会来二外？”一边说着，我们六个学生一起挤到窗口，果然看见周总理正在楼下看墙上的大字报，有几个人站在他身旁。我们急忙下楼，向周总理跑过去。我离周总理有两三米，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黑布鞋。他出国访问刚刚归来，一大早就来看大字报，显得有些疲倦。他向我们这些学生热情地打招呼。一时间，五四运动、巴黎党支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邢台地震……历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这就是周总理，现在就在我眼前，我竟然激动得忘了向他问好。人越围越多，于是周总理提议到大礼堂见面。

      周总理连续来了五天，每次都令人心情激动。他和师生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听辩论，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一起探讨“文化大革命”，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身为共和国总理，丝毫没有架子，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没有戒严，没有兴师动众，师生们都觉得他特别和蔼，特别亲切，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他接触，几分钟之内就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我还记得7月29日，他最后一次来到二外时，传达了毛主席“斗批改”的指示，宣布撤走工作组，提出了要师生团结的希望。

     “文革”使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尽管周总理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处境艰难，但他一直在为国家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在为保护干部和群众呕心沥血，一直在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帮”并不放过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蜗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积劳成疾，终患绝症。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一伙又极力压低葬礼规格，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4月5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调入外交部的。周总理去世时，我悲痛万分，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礼宾司、北美大洋洲司、领事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的50多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此前，大家推荐我撰写悼词，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诉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怒斥对周总理的不公之举。我们从外交部街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悼文。刚念第一段，队伍里的同志们已失声痛哭。我继续喊出我的心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词之后，我们很难离开。
       第二天，我又与亲朋好友两次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并宣读同一份悼词，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报纸上指责的“小平头，戴黑眼镜的人”进行追查。
       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许多开创性的指示，深感周恩来考虑之周到，思维之细密，策略之灵活，视野之高远，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杨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