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下旬，延安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来自五湖四海的700余名同志，代表全国120余万党员，在这里参加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大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时间节点上，围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论述。

　　团结与胜利的大会

　　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把召开七大提上日程，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提出。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代表集中不易，一直未能实施。到1945年，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全面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121万党员在经历“整风运动”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到了近100万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1亿人口，经过大生产运动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正式决定召开七大。

　　1945年春末，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敌占区封锁线，辗转千里，终于汇集在延安宝塔山下。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庄严的《国际歌》声过后，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随后，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经过50天的热烈讨论，6月11日，大会隆重闭幕。大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并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予以发表。

　　两种命运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选择。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也在召开国民党的“六大”，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对此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予以明确驳斥，提出了另一条出路：在抗战胜利后，以解放区为榜样，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再一次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份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研究军事和政治问题。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战后新中国建设的五大目标：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阐明了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

　　在政治上，要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国、共、民盟和其他无党派人士的民主联合政府，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存在和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联合政府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

　　在经济上，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积极稳妥地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老百姓之所以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是可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局面的政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在文化上，重视扫盲工作，尊重知识分子，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具有极高的世界眼光和批评精神的，他所提出的“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与气魄。

　　在中国面临光明还是黑暗的两个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转折关头，《论联合政府》作了精辟的回答。报告一经发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指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响应，提出在为民主和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共实行全面合作。

　　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在抗战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跨度之大，会期之长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是一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如同朱德在七大上发言时特意指出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房子”除了字面意义上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更有着深层的内涵：与前六次带有鲜明的共产国际烙印不同，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外方代表和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迟迟不能召开，除了因战争环境和代表集中不容易之外，更因当时党内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对党的领导核心认识上的不统一，尤其是怎样看待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是非。

　　早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定下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指导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

　　七大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把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此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可以说，《论联合政府》不仅是一份施政纲领，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些经验集中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而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保留下来，不断加强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作风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把继承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基。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新时代的今天，重新回顾并认真解读《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对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拥护，领导中国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